请选择地区
∨ - 商家货号:75339442300001
- 品牌:
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精装文集)定价:42
作者:王小波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
ISBN:9787533944230
字数:
页码:
版次:
装帧:
开本:
商品重量:KG
目录:
序
工作·使命·信心——《黄金时代》得奖感言
我为什么要写作
关于格调
我的精神家园
关于“媚雅”
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小说的艺术
盖茨的紧身衣
另一种文化
关于幽闭型小说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怀疑三部曲》序
《怀疑三部曲》后记
用一生来学习艺术
我对小说的看法
生活和小说
关于文体
长虫·草帽·细高挑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与人交流——《未来世界》得奖感言
《血统》序
个人尊严
君子的尊严
我看老三届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写给新的一年(一九九六年)
有关“伟大一族”
居住环境与尊严
饮食卫生与尊严
有关“给点气氛”
奸近杀
苏东坡与东坡肉
文明与反讽
有关贫穷
卖唱的人们
工作与人生
环境问题
写给新的一年(一九九七年)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愚人节有感
驴和人的新寓言
北京风情
卡拉OK和驴鸣镇
从Internet说起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明星与癫狂
为什么要老片新拍
商业片与艺术片
电影·韭菜·旧报纸
旧片重温
欣赏经典
电视与电脑病毒
好人电影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
电脑特技与异化
有关爱情片
承认的勇气
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祝你平安》与音乐电视
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摆脱童稚状态
拷问社会学
《他们的世界》序
《他们的世界》跋
关于同性恋问题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域外杂谈·衣
域外杂谈·食
域外杂谈·中国餐馆
域外杂谈·住
域外杂谈·农场
域外杂谈·盗贼
域外杂谈·行
文化的园地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打工经历
门前空地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内容简介:
《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杂文作品的精选集,分为文化篇、艺术篇、社会篇三部分。文中话题大多涉及文化状态与知识分子的命运。王小波站在平民的视角,从犀利的批判意识出发,以他独特的坦率与深刻、机智与黑色幽默,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家园,将一道思想的盛宴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受他对思想、对自己、对写作的真诚。
精彩页:
关于格调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黄金时代》,有人说它格调不高,引起了我对格调问题的兴趣。各种作品、各种人,尤其是各种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问题。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这就使得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当年有人问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亲,嫂子掉到水里,要不要伸手去拉。这涉及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假如“礼”是那么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吗?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礼,不去救嫂子则“是豺狼也”,所以只好从权,宁愿非礼而不做豺狼。必须指出,在非礼和做豺狼之中作一选择是痛苦的,但这要怪嫂子干吗要掉进水里。这个答案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坏,因为他没有说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过了以后再把手臂剁下来。他也没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别的女人,是不是该去救。但是你不能对孟子说,在生活里,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着为了些虚礼牺牲它—说了孟夫子准要和你翻脸。另一个例子是舜曾经不通知父亲就结了婚。孟子认为,他们父子关系很坏,假如请示的话,可能一辈子结不了婚;他还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结论是舜只好从权了。这个结论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假如舜的父亲稍稍宽容,许可舜和一个极为恶毒的女人结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样的。假如让舜这样一位圣贤娶上一个恶毒的妇人,从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为不够恰当。倘若你说,在生活里,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脸。但不管怎么说,一个理论里只要有了“从权”这种说法,总是有点欠严谨。好在孟子又有些补充说明,听上去更有道理。
有关礼与色孰重的问题,孟子说,礼比色重,正如金比草重。虽然一车草能比一小块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计,金子和草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确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和草还不一样。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换算关系,可以作为生活的指南,虽然怎么使用还是个问题。不管怎么说,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东西重,有些东西轻。正如我们现在说,有些事格调高,有些事格调低。假如我们重视格调高的东西,轻视格调低的东西,自己的格调就能提升。
作为一个前理科学生,我有些混账想法,可能会让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看了身上长鸡皮疙瘩。对于“礼”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它们是不同质的东西,没有可比性;其二,礼重色轻,但是它们没有共同的度量;最后是有这种度量,礼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单位的礼相当于若干单位的色;以上的分类恰恰就是科学上说的定类(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这四种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区别不太重要)。这四种尺度越靠后的越精密。格调既然有高低之分,显然属于定序以后的尺度。然而,说格调仅仅是定序的尺度还不能令人满意—按定序的尺度,礼比色重,顺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该打一辈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从权的说法,那就只能把格调定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么时候从权,什么时候不可从权的问题—如果没个尺度,想从权就从权,礼重色轻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孟子的格调之说应视为定比的尺度,以格调来度量,一份礼大致等于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礼,九十九份色,我们不可从权;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该从权了。前一种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选了一百,后者是从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选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使自己的总格调得以提高。
对于作品来说,提升格调也是要紧的事。改革开放之初有部电影,还得过奖的,是个爱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热恋之中,不说 “我爱你”,而是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场景是在庐山上,喊起来地动山摇,格调就很高雅,但是离题太远。国外的电影拍到这类情节,必然是男女主角拥抱热吻一番,这样格调虽低,但比较切题。就爱情电影而言,显然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格调高雅,但是晦涩难解;另一种较为直接,但是格调低下。按照前一种方式,逻辑是这样的,当男主角立于庐山之上对着女主角时,心中有各种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父母,等等。最后,并非完全不重要,他也爱女主角。而这最后一点,他正急于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经过权衡,前面那些爱变得很重,必须首先表达之,爱她这件事就很难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调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爱祖国、爱人民等,正是说到爱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着。我记得电影里没有演到说出“I love you”,按照这种节奏,拍上十几个钟头就可以演到。改革开放之初没有几十集的连续剧,所以真正的爱情场面很难看到。外国人在这方面缺少训练,所以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虽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后一种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时,心里也爱祖国、爱上帝,等等。但是此时此地,他觉得爱女主角最为急迫,于是说,我爱你,并且开始带有性爱意味的身体接触。不言而喻,这种格调甚为低下。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只在于有无经过格调方面的加权运算,这种运算本身就极复杂,导致的行为就更加复杂。后一种方式没有这个步骤,显得特别简捷,用现时流行的一个名词,就是较为“直露”。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爱对方为契机,把祖国人民等一一爱到,得到了最高的总格调。而后者径直去爱对方,故而损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总格调。
说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调要受到某种制约。“文革”里有一类作品只顾提升格调,结果产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厌。因为这个缘故,领导上也说,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调,就不成个东西。这就是说,格调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另外那种东西和格调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孟子肯定会这么回答:艺术与格调,犹色与礼也。作品里的艺术性,或则按事急从权的原则,最低限度地出现;或则按得到最高格调的原则,合理地搭配。比如说,径直去写男女之爱,得分为一,搭配成革命的爱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么说,最后总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一个得分游戏不管多么引人入胜,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艺术,何况它根本就没什么意思。假如我要写什么,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决不从爱祖国谈起。
现在可以谈谈为什么别人说我的作品格调低—这是因为其中写到了性。因为书中人物不是按顺序干完了格调高的事才来干这件格调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评论界没有按礼与色一百比一的比例来算它的格调,所以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对它的评价不低,在海外还得过奖。假如说,这些人数学不好,不会算格调,我是不能承认的。不说别人,我自己的数学相当好,任何一种格调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写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这些追求在格调之外。除此之外,我还怀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调分,除了使别人诧异之外,没有实际的用处。
坦白地说,我对色情文学的历史有一点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争气的家伙写些丫丫乌的黄色东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学都是出在“格调最高”的时代。这是因为食色性也,只要还没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调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说,作者可以说有相当的文学素质;再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里流传的手抄小说,作者的素质在当时也算不错。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认为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学,也许是因为对环境感觉鲁钝。前些时候我国的一位知名作者写了《废都》,我还没有看。有人说它是色情文学,但愿它不是的,否则就有说明意义了。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和“文革”时的中国人一样,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P14-20
序言: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的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作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利,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7年3月21日
后记:
评论: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李银河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柴静
他代表的精神中国很缺乏。他那种举重若轻的叙事方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刘瑜
小波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有趣味。这一点非常基本的阅读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第二,说真话。这一点非常基本的做人作文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这一点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师的要求,长久以来已经绝少看到。
——冯唐
主题词:
推荐词:
《我的精神家园》是一部王小波的杂文精选集。王小波的杂文纵横自由,深刻有趣,理性又浪漫,值得一再品读。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王小波,当代著名作家、学者。代表作有《万寿寺》、《红佛夜奔》、《白银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黄金时代》、《爱你就像爱生命》、《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等优秀作品。本社原有平装本,现拟改精装。
著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1997),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到云南插队。后在山东转插,做过民办教师。1973年在北京当工人。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1986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曾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从没有人像他那样获得数不清的赞誉和追捧,从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无数青年自愿充当其“门下走狗”。他的小说为读者贡献了现代汉语小说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他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别样的世界;他的杂文,幽默中充满智性,为读者打开一条通向智慧、理性的道路,被一代代年轻人奉为精神偶像。
他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亦是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
代表作有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小说《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其中《黄金时代》《未来世界》分别获第13届、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蕞佳编剧奖。
商 城 价42.00元购买的价格不同可能是由于店铺往期促销活动引起的,详情可以咨询卖家
商品评价
100%好评
共有0人参与评分评价商品